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Munro Clark, 1960-），現任劍橋大學第二十二任欽定歷史學講座教授。他是澳大利亞人，在當地完成大學後，前往柏林自由大學及劍橋大學研究，專研普魯士宗教史。這方面成果以1995年《改宗政治學：普魯士的新教傳教與猶太人，1728-1941》（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出版，討論兩百多年來普魯士新教徒如何使當地猶太人改宗。他在2003年合編的《文化戰爭：十九世紀世俗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Cultural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討論十九世紀世俗民主政治與天主教威權組織間的衝突，其中突顯出俾斯麥針對德國天主教發動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不過是在許多類似場域中最知名及最具規模的一次，而且這樣的衝突在當時德國人眼中其實一直進行著。他在2000年為「當權者的輪廓」（Profiles in Power）系列寫作《威廉二世：末代德皇》（Wilhelm II. The Last German Emperor）。但使他在學術界頭角崢嶸的是2006年《鐵的王國：普魯士的崛起及崩潰，1600-1947》（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該書德文版為他在2010年爭取到類似德國史學終身成就獎的「德國史學家獎」，儘管他仍然相當年輕；這也是該獎第一次被頒給不是以德語為母語的史家。他在這本書裡反駁傳統上認為德國在建國之前歷史上的獨特性（Sonderweg），強調不是只有軍國主義的普魯士，而是有許多個不同的普魯士；他認為德意志帝國不是普魯士命運的完成，而是終結。在《鐵的王國》之後，克拉克在2012年出版《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並於2013年出版德文版，銷售上極為成功，全球三十萬冊中有超過一半是在德國銷售。這除了因為該書的傑出學術研究及精彩敘述外，也有人懷疑這本書的主旨符合二次大戰以來深植德國人心的一種罪惡感，而這種感覺更被費雪（Fritz Fischer）在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命題所強化：德國其實在第一次便有世界霸權的野心，並為後來納粹的發展鋪路，而當時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其實正是1914年的希特勒。克拉克的《夢遊者》避免指責誰要為一次大戰爆發負責，這似乎協助抒解許多德國人戰罪的心理壓力。克拉克在2015年因為促進英德關係而被封爵。
一次大戰爆發至今剛過一百年，但圖克曼（Barbara Tuchman）在五十年前出版的「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us）已經將大戰爆發劃歸在歷史分水嶺的另一邊，彷彿是來自遙遠國度的人與事，是當時強權集團無法協商調和彼此歧見，所導致的大災難。約翰‧甘迺迪將「八月砲火」理解為他所遇見之古巴飛彈危機的寓言故事，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人有機會寫出一本類似的「十月飛彈」（Missiles of October）。圖克曼的作品反映出冷戰時代雙極對抗的思維，只是這次的邪惡帝國是德國，至於塞拉耶佛的暗殺及奧匈帝國的反應，她幾乎不置一詞。同樣地，我們現在在一次大戰爆發百年之後去閱讀《夢遊者》時，心中立即迴響著許多現代的聯想，如由國家所默許贊助的恐怖活動（當時是塞爾維亞情報單位裡的民族主義份子策劃暗殺王室及政客）、南斯拉夫聯邦解體（這聯邦大致是當時的大塞爾維亞計畫）、種族淨化（塞爾維亞人虐殺非塞爾維亞人）以及北約聯軍2011年轟炸利比亞（義大利於1911年入侵利比亞，觸發肢解鄂圖曼歐洲領土的兩次馬其頓戰爭），以及以北約在巴爾幹及利比亞這些前鄂圖曼帝國領土裡的最後通牒（這使得當時維也納對貝爾格勒的通牒看起來十分溫和）、軍事干預及調停活動，都令人聯想到當年德法英俄義及奧匈強權在外交上縱橫捭闔及軍事上的威逼脅迫。當筆者寫作這導讀時，曾是奧匈雙元帝國之一的匈牙利才決定要在與塞爾維亞的邊界，修築四公尺高、綿延一百多公里的長牆，阻隔該國難民湧入。過去投下的陰影竟是如此之長、如此之暗。
另外一個多元則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由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親王所主導的權力平衡（Concert of Europe），在十九世紀末遭到挑戰。雖然1857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強權互鬥已經動搖這種均勢，但強權「喬事」仍是常態。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的建立，打破1648年威斯法利亞（Westphalia）條約所預設歐洲核心日耳曼是個權力真空地帶，以及任何企圖想藉之在歐洲取得「霸權」的國家（如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會受到其它強權集體杯葛，恢復平衡。英國堅持光榮孤立的地傳統，以「歐洲權力平衡的再平衡者」（rebalancer of the balance of power）自居。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拔地而起，對歐洲而言無異是場「德國革命」（如之前「法國革命」），帶來「德國問題」，因為權力平衡的預設條件已經改變：強大的德國要放在何處？俾斯麥處理「德國問題」時強調德意志帝國是「心滿意足的強權」，是國際衝突的誠實仲介，讓自己永遠處於任何結盟的核心，努力解除列強的戒心。在作法上他要孤立法國，極力拉攏俄羅斯，避免德國被包圍的夢魘，同時力保逐漸衰落的奧匈帝國，有備無患；俾斯麥鼓勵其它歐洲強權從事海外殖民擴張，藉之轉移注意力，也是手法之一。但鄂圖曼帝國逐漸瓦解所帶來的巴爾幹問題即將成為俄羅斯及奧匈衝突的焦點，所以俾斯麥所從事的艱鉅外交挑戰必須極大膽、要細膩及要耐心。但是德國逐漸的強大經濟及軍事力量卻也讓人懷疑這位仲介的角色。英國能否繼續置身事外呢？
故事的第三部分（七至十二章）帶我們進入那從奧匈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受暗殺，到英國對德國宣戰的漫漫三十七天。克拉克描繪各國對這暗殺及最後通牒的種種考量，其中最大的特色是每個國家常是令出多元，舉棋不定，所以德皇雖然對奧匈帝國開出全力支持開戰的空白支票，但一旦宣戰時，立即退縮，但軍方警告德皇不得退縮。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時更常會被誤解，例如英國外相格雷強烈反德，但在內閣中是絕對少數，反而必須靠反對黨來支持；英國外交系統（包括喬治五世）在對外發言時語多模糊，不僅讓德國誤判英國不會介入，也讓法國懷疑英國對協議的決心，而大為焦慮。這些突顯出所謂的兩大集團，其內部團結性及對外敵對性時常被過度誇大。但所有這些不同的「向量」最後還是帶領大家邁入大戰的悲劇。但這不必然要發生，因為1908年奧匈帝國併吞波斯尼亞時，情況更為緊張，而德國強勢介入成功地、但僥倖地避免大戰爆發；1914年如果爆發戰爭，沒有理由不認為這只會是局部的「第三次巴爾幹戰爭」。克拉克的最後分析拒絕承認1914年大戰爆發有任何主導性的元兇。他用「東方快車謀殺案」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偵探故事做比喻：在一次大戰爆發中，沒有一位兇手拿著冒煙的槍，站在屍體旁；要是有的話，那會有許多人拿著冒煙的槍。換言之，克拉克最多能接受的是「集體責任」。所以這場戰爭真得一定會爆發嗎？或乾脆如泰勒（A. J. P. Taylor）說，這場戰爭是「意外」？我覺得克拉克在對大公被暗殺那刻的描述很有啟發性：他說大公座車沒有倒車檔，所以司機在開錯路時無法立即倒車迴轉，但只要有足夠空間，車子仍可轉向。只不過在那時候，兇手普林西普已經往大公夫婦開槍，車子只能載著即將斷氣的傷者到醫院，但急救無效。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這天清晨，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同夫人蘇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當時歐洲大陸還是一幅和平景象，但三天後，這裡卻燃起戰火。這個多事之夏，爆發的衝突導致歐洲成為六千五百萬兵力廝殺的戰場，三大帝國捲入其中，造成兩千萬士兵和平民死亡，兩千一百多萬人受傷。
研究「一戰」起源的歷史學家總會碰到一些問題，首當其衝且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研究資料過多。每個交戰國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民間搜集的資料也數量龐大，但有些文件是否真實還原歷史還有待商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帶有辯解並反思的意味。長達五十七卷的《德國外交部文件》（Die Grosse Politik）將一五八八九份文件歸納在三百個主題下，但並不具備純粹的學術客觀性，人們只是希望藉由曝光戰前文件來反駁《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戰爭罪名」。法國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長讓．路易．巴爾都（Jean Louis Barthou）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指出，戰後出版的文獻「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根據《凡爾賽條約》，在德國發起的這場戰爭中維持秩序」。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八卷合集《奧匈帝國外交政策》（O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其中一位編者路德維希．比特納（Ludwig Bittner）在維也納指出，他們之所以出版該合集是未雨綢繆，提早出版官方資料以防止某些國際機構（很可能是指國際聯盟）迫使奧地利政府在情況不樂觀時出版。
蘇聯希望法國所要求的賠付戰前貸款合法化，所以早期的出版物都企圖證明：是獨裁沙皇及其盟友挑起戰爭。在英國，人們高調呼籲學術公正，《英國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順勢出版。儘管如此，之後的文件記錄仍有偏頗和疏忽，這也使得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英國所作所為的描述並不中肯。總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但正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伯恩哈德．施韋特費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一九二九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歐洲的文件記錄儼然在為「歷史文件的世界大戰」提供軍火。
對於戮力洞悉通往戰爭之路的人來說，儘管政客、指揮官與其他關鍵決策者的回憶錄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同樣疑點重重。對於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很多文件卻保持出奇的緘默。在此舉三個例子：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對世界大戰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但對他自己及同僚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的行動隻字未提；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關鍵事件中的表現輕描淡寫、敷衍了事，絲毫沒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的十卷回憶錄記錄他的執政時期，但宣傳作用超過啟發性──普恩加萊關於危機時期的「回憶」，與他當時匆匆記下的日記（未出版）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本行文溫和的回憶錄，也只是隔靴搔癢的解釋一則敏感問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對協約國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在他處理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斐迪南大公對這個突發狀況表現出驚人的冷靜，轉過頭來一看，第四輛車已經停了下來。空氣中由於爆炸的衝擊餘波而彌漫著濃重的灰塵和煙霧。除了索菲的臉頰被爆炸的碎片擦傷之外，他們二人並沒有受到其他傷害。第四輛車上的乘客雖也受了傷，但都沒有生命危險，有些人還正想下車。受傷最嚴重的是波蒂奧雷克將軍的副官艾瑞克．馮．梅里齊（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雖然神志尚清，但頭部受傷，血流不止。周圍一些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這次爆炸的波及。
